中国现代书法篆刻

中国1912年以来的书法篆刻。清代末年,由于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,存世的古代书迹,包括近世出土的殷墟的甲骨、齐鲁的封泥、西域的简牍、河洛的墓志以及帛书、纸卷等,大量影印,流传甚广,加上各种形式展览会的盛行,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故宫的开放,私人和内府珍藏的书迹名品公开陈列,使当时学者能见前人所未见,知前人所未知,学风丕变,仿秦汉、宗魏晋成为一时风尚。并开始出现南帖北碑自然融合,篆、隶、草、楷四体并用的新趋势。

中华民国时期

民国初年,书法家以康有为、郑孝胥、沈曾植、吴昌硕等人最为著名。康有为的书法初临《乐毅论》以及欧阳询、赵孟□,后改习六朝碑版,晚年则 欲孕南帖、胎北碑,熔汉隶、陶钟鼎,合一炉而冶之 。他的楷书,尤其是擘窠大字,纵极瑰伟,在曲铺横宕的书势中融合圆直狭长的二王(王羲之、王献之)行法;行、草参合篆、隶笔法,显得苍古质朴,奇宕纵横。所著《广艺舟双楫》,抑唐尊魏,倡导碑学,影响很大。郑孝胥也是一位以帖入碑,由唐宋而上溯六朝的书法家。他的楷书,坚挺清刚,于冲夷处寓有激荡的气调,由此一矫清末以来赵之谦、陶□宣飘泛、板滞的习气。同时,他的篆、隶书,矫健飞动,也能自标一帜。沈曾植的书法,初学包世臣、吴熙载,晚年取法黄道周、倪元璐,且上追锺繇、索靖,能博综诸家,纯以神行,尤其用章草法写行书,气格高古,有人誉之为张芝复生。所著《海日楼札记》、《海日楼题跋》,用治学的方法论艺术,深入精微,特别是叙述书画融通之理,书体递变之迹,辨析 六代清华 与 三唐奇峻 的分野,石刻和墨迹的差异,擘肌分理,十分透彻,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未发,代表了近代书学研究的高度与深度。吴昌硕以篆书擅名。他寝馈石鼓文,参用草法,凝练遒劲,朴茂雄深,面目一新,结体左右参差,行气如虹,卓然成为一代宗师。同时, 强抱篆隶作狂草 ,行草书苍劲雄健,气度恢宏,也不同凡响。近代书法,吴昌硕、沈曾植最为大家,功力之深,境界之高,远远超过前代。

康有为书联

近代篆刻也以吴昌硕为代表。他融合浙、皖诸派, 凿窥陶器铸泥封 ,尤得力于书法,运用石鼓文意态,钝刀硬入,朴茂浑成,开前古未有之奇,不仅时下成风,还远播域外,至今不衰。同时期的黄士陵以利刀切石,不做破损,又开新风,平中求奇,苍劲跌宕,金石意浓,与吴昌硕无分轩轾,并峙印林。赵时□稳练儒雅,韵致潇洒,也堪称名家。

30年代,书法发展渐入正轨,熔今铸古,已不分碑、帖之学,且广拓新境,竞趋光大,启开现代书法的艺术门户。当时李瑞清的书法用笔遒练,体势开张有致,亦一时之俊。当时有马宗霍著《书林藻鉴》,汇编历代有关书法评论的资料,引征书籍达367种,体例雅正,因人见书,因书知人,检索十分方便,而且能利用新出土的史料阐述各朝书法,颇有新意。胡光炜的《书艺略论》与沈曾植一样,也用治学的方法论艺,其中不乏精深的论述,尤其碑、帖并重和融合南北书风的观点,为时立言,对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。

李瑞清楷书

自从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倡导 若欲复古,当写章草 之后,王世镗编纂《稿诀集字》,卓定谋编著《章草考》,相继鼓吹章草,影响所及,研习章草之风十分炽盛。其中王世镗书法古拙沉雄,最为著名,于右任称之为 古之张芝,今之索靖,三百年来世无与并 。其后于右任受其影响,在北碑的基础上兼善章草,傍古汲今,博采狂草书诸家名迹至汉魏木简,终于以苍劲奇宕的风格,成为近代继沈曾植、吴昌硕之后的又一位大家。于右任鉴于章、今、狂三体草书形态各异,辨认困难,乃倡导标准草书,并在1932年创立标准草书社,1936年出版《标准草书千字文》,后又相继成立标准草书研究会,对草书研究有一定的贡献。与此同时,谢无量、马一浮,有 谢沉马浮 之评,相映成趣,马一浮兼工各体,成就卓著。

于右任书联

篆刻则有王□、赵石。王□严谨整饰,纤美绝伦;赵石刀笔凌厉,朴茂雄深,也堪称一代名家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书法和篆刻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得到国家的重视与提倡,并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得到了新的发展。沈尹默专精褚遂良,深淳凝整,又由楷入行,致力于王羲之、王献之体系,取精用宏,特别讲究用笔,精力弥满。他晚年在上海主持书坛,有专著《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》和《二王法书管窥》二书,阐发笔势、笔法,倡导以腕用笔,影响很大。

同时林散之以作画的原理写草书,意趣双畅,常见虚实变化,笔墨双茂,不涉浮华,气韵境界也为之一新。沙孟海的行草,参合锺繇、索靖、欧阳询、颜真卿笔意,能错综变化,独出己意,沉雄茂密,特别是在晚年,融会贯通,更加精善,深受海内外人士的激赏。王遽常的章草,沉着凝练,险劲古朴,尤为精绝。其他写章草的诸如高二适,能融合今草、狂草,骨力遒劲;郑诵先参以汉魏,气势浑朴,也各具新意,并称时彦。吴玉如、启功等,则著称于北方。

王遽常章草

篆刻以齐白石最为著名。他参考汉代急就印,及《三山公碑》单刀直下,劲辣有力,而且印从书出,笔力刚健,布局又能逸趣天成,戛然独造,终于以奇肆劲挺的姿致驰誉印坛,名闻遐迩,国内外皆有影响,追随者甚多。寿石工融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黄士陵于一炉,工力颇深,刀笔老到,虽少见开张之势,但寓拙于巧,又以其诗词文学修养,渗入印中,韵味隽永,在北方颇有影响。

其他如易孺,亲炙黄士陵,后来变化,参吴昌硕之长,钝朴散朗,自具风貌。乔曾劬服膺黄士陵,更参以出土的金石遗文,呈现新的境界,整饰清刚,轩轩霞举,别具风貌。王个□、诸乐三和陈巨来、方介堪各为吴昌硕和赵时□的弟子,也能谨守师法,发挥光大。至于邓散木,继承赵之谦的衣钵,也有声名,尤其是他的《篆刻学》一书,论述印章源流、篆刻流派以及章法、刀法,翔实扼要,对于篆刻艺术的入门,有着良好的向导作用。

书法教学进入大学文科。自北京大学开设金石学课以来,至1963年潘天寿、陆维钊于浙江学院创立书法篆刻专业,延请名家沙孟海、诸乐三、方介堪、朱家济教授。1979年陆维钊、沙孟海、诸乐三又设班指导书法篆刻研究生。1988年,中央美术学院亦设书法篆刻专业,招收4年制本科生。一批精通书法篆刻技法与理论的中青年脱颖而出。

书法理论研究 近现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也日趋繁荣和深入。诸如碑版的写手、刻手问题,1932年沙孟海《与吴公阜书》,早已提及,后又几次论及。至60 年代,北方启功,南方商承祚不约而同地在文中阐说此问题,这无疑是近代书学研究的新突破。旧时论汉印,至多区分西汉、新莽、东汉3期。罗福颐不时引用考古发掘新资料来论证古印制度。马国权新著《汉印概说》,更用考古发掘资料论证汉印分期,区分为西汉早中晚、新莽、东汉早中晚7期。这个印学界划时代的新工作,虽属初创阶段,却表明印学研究已经开始向细密化发展。

书法篆刻史自沙孟海1928年发表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和《印学概论》有系统地论述以来,其后有潘伯鹰《中国书法简论》、陈定三《民国以来书家势评》、于大成《书史概述》、庄严《六十年来之书学与帖学》、丁念先《六十年来甲骨文金文与碑学》,最后沙孟海又撰写《中国书法史图录》、《印学史》。这样经过50余年努力,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篆刻史初具规模,并且日趋完善。

近现代有关书法篆刻理论的著述,除上文提到的以外,有影响的还有杨守敬《学书迹言》,杨逸《海上墨林》,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并吴辟疆补,叶德辉《游艺卮言》,刘咸□《弄翰余渖》、张伯英《法帖提要》,张宗祥《书学源流论》,诸宗元《中国书学浅说》,林志钧《帖考》,沈尹默《书法论丛》,朱建新《孙过庭书谱笺证》,启功《启功丛稿》等。以资料丛辑著名的则有罗振玉《流沙坠简》、《殷文存》、《三代吉金文存》,张凤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》,邹安《周金文存》,吴大□《□斋集古录》,祝嘉《书学史》,丁福保、周云青《四部总录艺术编》,关百益《河南金石志图》,赵万里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,以及《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》、《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选》、《辽宁省博物馆藏历代法书选》。

自从清代乾嘉年间李味庄创立平房山房以来,1839年蒋霞竹的小蓬莱,1851年吴宗麟的萍花社书画社,相继成为中国书画会的开端。其后,书法篆刻艺术的学术团体也应运而生,最著名的是1908年丁仁、王□、叶为铭、吴隐等人创办的西泠印社。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学为宗旨,集拓印谱,影印历代篆刻艺术作品,风行海内外,对发扬和研究中国书法篆刻艺术有着一定的影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先后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,至1981 年,召开第1届全国书法家代表大会并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,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又先后建立相应的分会机构。

上述书法专业机构还先后创办了《书法》、《中国书法》、《书法研究》、《书法丛刊》等杂志刊物。各种类型的书法艺术展览(包括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展)亦频繁举行。这样,书法界不仅结束了分散自流的无组织状态,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。

来源: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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